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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子弟的世界》经典读后感有感_散文

来源:三年之丧网   时间: 2020-10-16

  《八旗子弟的世界》是一本由定宜庄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30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八旗子弟的世界》精选点评:

  ●挺有意思的

  ●定宜庄主编的“老北京口述历史”之一。因为母系是满族旗人,随手翻捡,颇有所得。贝子和贝勒的贝,是该读一声的。母系的夏氏正骨,有些“可疑”的渊源。戏迷之狂热,与今日的粉丝爱豆并无二致。每一个人的生活,具体而微,且又跌宕起伏,因为真实而动人。当口述史保留了口语鲜活成分的时候,语言即人。

  ●挺有趣的口述历史,老北京八旗子弟的“悠闲”生活。果然闲人会玩,花鸟鱼虫,摔跤戏票,生活真是多姿多彩。不过印象最深的还是“文革”给他们带来的影响,尤其是第五篇参加抗日杀奸团的老先生,还有明明一直跟随我dang却在“反五”中收到牵连的老先生,当时的党/派之争带来的伤害可见一斑。

  ●应该叫“后八旗子弟的世界”,毕竟书中人物基本都是民国时代出生,很喜欢关于老北京吃喝玩乐的部分,还有那些凡事讲究个“淡定”的旗人们,既然是口述历史,难免有吹嘘夸大遮掩,还有个别不知道北的受访者,访谈都能抬杠,服了。

  ●这个系列最精彩的一本

  ●本书采用口述实录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多位具有代表性的北京旗人的个案访谈,为读者还原近百年来北京城里普通旗人的生活状况,内容涉及百年历史变迁、家族故事、社会习俗、文化演进等方方面面的内容。由于熟悉满族文化和会讲满语的旗人越来越少,因而这本书有着非同小可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这种口述历史真是十分难得又有趣的事情,能够了解到许多更真实又贴近寻常人的生活,尤其是可从中看出那个年代,许多官方的说法都是很主观的,有其明显动机,特别感兴趣的是书中对国民军撤退后的台湾现状,那段历史大陆方面可能很难真实了解……这一套书真是涉及各种领域,不同阶级,十分难得!

  ●留下口述历史,以供后代寻味,书稍显纷杂、单薄。

  ●略欠一点剪裁功夫

  ●采访记录整理,即有历史的观感亦有简单客观评断,长见识。

  《八旗子弟的世界》读后感(一):散

  整个书是漫无目的的采访,一般是谈自己的生活地点和经历,家人有的是正骨大夫,有的是戏迷,有的贪玩的放鸽子的,有裁剪衣服的。这书试图想做出一个全景的画面,但却没有什么深度。

  印家在猪市大街做女服,有皮、呢子、绸、布衣服。从汉口进皮子。从上海请了一批师傅,给中央首长做服装,邓颖超也来了。

  《八旗子弟的世界》读后感(二):看看八旗子弟们是如何“炫富”的

  老舍替八旗子弟画过一幅入木三分的肖像:“在满清的末几十年,旗人的生活好像除了吃汉人所供给的米,与花汉人供献的银子而外,整天整月的都消磨在生活的艺术中。上自王侯,下至旗兵,他们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的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了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艺儿中,像鸽铃、风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我们若是细心的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微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要说会玩儿,八旗子弟认第二,天下谁人敢第一?即使是小小的一个扳指,似乎也成为了当年那段岁月的缩影。

  《八旗子弟的世界》读后感(三):《八旗子弟的世界》读后

  《北京口述史》丛书包括《胡同里的姑奶奶》《八旗子弟的世界》《俯门儿·宅门儿》《生在城南》《城墙之外》等5本,本书是《北京口述历史》丛书其中的一本。解放军昆明总医院癫痫科好不好>

  要了解本书的内容,就先得了解丛书的写作目的。正如作者定宜庄在总序中提到的,这套丛书是想对近百年来老北京人生活、变迁,做一个全景式的描述,而描述的基础是建立在对近百位老北京人的口述上。 通过老北京人对自己生活的追思、回顾,来向读者展现老北京人的生活状态,老北京的历史变迁等等。

  《北京口述史》丛书5卷本

  《八旗子弟的世界》读后感(四):北京人不见得知道的北京,在这本书里

  北京这座城市实在太重要、太特殊了,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也太多样、太复杂了。

  北京人的标签,既可以属于中关村里的程序员,也可以囊括798中的艺术家;那些散布在北京各个角落的“文字民工”、自由画手,也都是北京这座城市的代言人。即使是那些被视作“diduanrenkou”的大兴区新建村的“农民工”、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快递员,也绝对有资格代表北京发言。

  他们有截然不同的经历与生活方式,对北京的态度也千差万别,因此“由谁来讲述北京”,这个问题很重要。

  在“北京口述历史”系列中,定宜庄选择的是老北京人。

  这套书实际上是2009年出版的《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的再版,当时她把“北京人”限定在“民国之初(1911年)不足百万的人口和他们的后代子孙”。然而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定宜庄不得不放宽条件,把1949年前后进入并定居北京的人都纳入访谈对象之内。

  这些人很少有声名显赫的,有着普通人的忧患,或者普通人的生活,用普通人的视角,去体察并不普通的动荡与波折。

  整个系列有五本,访谈了近百位老北京人。样本庞杂,有满汉蒙回各族,也有伶农商学各业,故事虽然没有惊世骇俗,但也绝对没有套路和模板。

  五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晰,《胡同里的姑奶奶》《八旗子弟的世界》《府门儿·宅门儿》讲内城,《生在城南》讲外城,《城墙之外》讲城郊——虽说是城郊,其实最远不超过西苑和圆明园,真是令回龙观的“农村人”汗颜。事实上,在内城的老北京人眼里,朝阳门以外就属于农村了,只有二环以内才是城里。

  2012年曾有一部15集纪录片《北京记忆》,讲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城市发展,记录了北京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文化,独特的街道,独特的胡同,独特的人。“北京口述历史”系列可以视作这部纪录片的前传,但是时间跨度更长更远,挖掘的问题更深更细。书题虽是写北京,但并不特别在意北京这座城市如何发展,而是更加关注北京人的生存状态,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如何延续。

  北京内城的老北京人以八旗子弟的后裔为主,有满八旗、汉八旗和蒙古八旗,如果翻出家谱,许多人能够追溯到爱新觉罗家族。

  清朝是“最后的中华帝国”,辛亥革命以后满清皇族还在紫禁城中生活多年,对北京的市民生活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

  老北京人自尊、刚烈、有闲,喜欢花鸟鱼虫,喜欢小吃和古玩;尽管没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但也泾渭分明地区分谁是北京人,谁是外地人。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北京人都住在胡同里的矮楼中,那些生活在新楼房、生活在郊区的人,无论有没有北京户籍,一律不算是真正的北京人。

  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这样的: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哪,这楼群里头找不着,一百户里边也没有一户老北京人,全是全国各地的,四面八方的。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里头有,还真有。您瞅,由东单说,一直到北新桥,一个胡同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到现在也算上,什么样儿的家庭都有,高级点儿的、中级点儿的、低级点儿的,都有。都是纯粹的老北京人。不像以前那么多了,还是有。

  外城和城郊的北京人则完全不同,他们以汉民和回民为主,生活不像“新八旗子弟”那样悠闲,而是有自己的生意,自己的事业。

  其中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是守坟户(有请福建人念一下)。北京有许多地方以“坟”命名,比如公主坟、索家坟等等;有些不以“坟”字命名,比如劲松。北京的坟地特别多,朝鲜战争时期北京搞长春市癫痫病治疗官网建设,许多工厂就是挖坟地改造的。王公贵胄和名门望族一般会雇人守坟,守坟人整户生活在这里,形成了村庄和新兴城区。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劲松原名架松,是清朝八家铁帽子王之一肃亲王的园寝,因墓前有六株古松得名;如今劲松是北京人口最著名的居民区之一,高楼鳞次栉比,车流拥塞不堪,不仅没有了当初的松涛林海,也很难追存到守坟人的踪迹了。

  这是值得警惕的。经历过新中国历次运动的老人,出于不愿或者不敢,很少向子女讲述自己的过去,而子女大多也没有兴趣打听,渐渐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用定宜庄的话来说:“在北京城经历的诸多变迁中,这场‘人’的消失最根本最彻底,同时,也最令人触目惊心。”

  口述史对于保存记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口试历史的写作方式一般是对话体,被访者讲述,访谈者记录,并不断挖掘更深入的信息。这对访谈者的要求极高,既要对所谈到的主题有相当的深入,又要对意外涉及的领域有灵活的应变。

  《生在城南》一册中有几篇关于京剧的访谈,由于定宜庄的不熟悉,就显得有些乏味了。除此之外,定宜庄做这个系列的口述历史是得天独厚的,她的研究领域是清史和满族史,而她本身也是满族人。

  口述史并不是直接就能拿来使用的可靠的史料,它呈现的只是人身处特定环境和事件时的记忆、心态以及表达的方式。定宜庄是试图通过这些普通人了解北京乃至全国的变迁,自然就免不了提及祖辈父辈,因此也免不了“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从纷繁复杂的口述资料中甄别有用的信息,也体现了访谈者的功底。定宜庄对此十分清楚,任何史料都不可能绝对真实,“勘校”才会成为史家的看家本领,成为史学训练必不可少的基本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生在城南》中的圣安师(李荣),他出生于1926年,却告诉定宜庄自己生于1916年;虽然差了十年,但他所述的一生行迹,居然严丝合缝地符合1916年这个年龄。2015年圣安师去世,他是否隐瞒、为何隐瞒已经无从得知,但这充分说明了从口述史到信史的道路上荆棘密布。

  我们读近代史,经常看到那些跨越晚清、民国、日据时代以及共和国的人,初见还有些惊起,见多了就不以为怪。“北京口述历史”系列几乎全是这样的人,他们生活在北京,所见所闻几乎就可以当作北京的近现代史了;而北京在整个中国又如此特殊,因此本书也可以窥见中国的那些年代。书中对某些历史虽有回避,但也不妨碍读者在脑海中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书里提到的许多事件,是我之前未曾听说的,比如“抗日杀奸团”,比如1950年的“炮击天安门”,既惊悚,又震撼。(关于这两件事儿,以后会专门写给大家看)我循着这些线索又找到了其他的一些资料,更加感到扑朔迷离。

  而另外一些我所熟知的历史,比如日据时期,比如文化大革命,老人们的讲述也提供了不少珍贵的信息。他们提到与日本人的交往,大多是和平的;日本小孩会欺侮中国小孩,中国小孩因此成群结队地去上学。据说日本人在北京,从来没有进过故宫,而北京也不像南京那样被祸害……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没有沙里淘金的眼光,也留待后来的学者发现。

  最后用定宜庄在《胡同里的姑奶奶》中的一句话作结:“残存在这些老人记忆中的、这个民族在一个已逝时代的生活、文化和观念,都已经随着这些老人的离去而迅速消失,而且将一去不复返,永远无法再回忆、再复制。在这里谨向这些逝去的老人们致以深深的敬意,愿他们的在天之灵安息!”

  作者在这,欢迎来撩

  《八旗子弟的世界》读后感(五):定宜庄 城市沉沦之前,人有一种怀念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7-03/25/content_675812.htm?div=-1

  采访定宜庄,路上需要经过一家乐天超市。这些天,新闻里、条幅中不乏充满戾气的骂声。“其实北京人不骂人,北京人讲究是把你损得难受死了,都不带脏字”,定宜庄话中有幽默感,也有失落感。从史学出发做关于北京城的口述史近20年,她越做越有焦虑感,因为越深知这座城丰富的内内蒙古专治癫痫病的医院涵,就越担忧它的消散会引发一座城市不可逆的变化。

  前几天,定宜庄见到了《胡同里的胡奶奶》中祁淑洪的女婿,得知姑奶奶95岁了仍然健在,她非常高兴。口述史有多重意义,但每一次做访谈,她总有一个最小的愿望,就是让老人开心,让他们感到自己这一生的意义。“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不能总充满戾气”,定宜庄说。

  知青经历

  我很难接受一元化的固化观念

  1968年,当父母都进了“学习班”,不到20岁的定宜庄踏上了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插队的路。

  定宜庄至今记得,为了照顾从北京城来的十几岁的女孩子们,队长破例在草原上挖了几个坑,用柳条篱笆围起一间厕所。“后来我们就懂了,那是破坏生态,今年破坏了一平米的草皮,明年消失的草地可能就是一公里”,定宜庄回忆,只有那么一次,后来知青自己也不再提这样的要求了。

  上世纪60年代的草原上,蒙古族放羊牧马,住蒙古包说蒙语,逐水草而居,人们仍把生态保护放在首位。牧民为固定牛马要挖坑扎桩,搬家时要用牛粪把拔出马桩后留下的土坑糊上。定宜庄说,“那是他们的祖先为他们留下的草原,保护它,爱护它,是祖辈相传下来的规矩”。

  定宜庄在锡林郭勒度过了6年,住在老一辈牧民家里,与同辈的蒙族孩子以兄妹相称,也与最初完全接受不了的生活方式、一点也听不懂的蒙语慢慢磨合。这段岁月让定宜庄深知,每一种语言都是不可代替的,而草原的习俗与生活方式绝非是“落后的”。

  “人生的特点就是越丰富越好”,定宜庄说,“我和丈夫一起回去过很多次,跟走亲戚一样”。有时牧民也会来北京,家里没人时,就会直接在台阶上坐着,等着他们夫妇回家。另一方面,她深知那一代知青确是蹉跎了。定宜庄写过《中国知青史》,她否定那场运动,也反感“青春无悔”这样的口号。“从整体上说,国外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学者所能达到的那个高度,是我们已经赶不上的”。

  定宜庄是幸运的。1974年回城后,她入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进入专业史学领域后,定宜庄才发觉知青经历对她日后发展的重要性。在主流认知中,中国文化就是汉族的,汉族的文化就应把少数民族融合进来;而回到“传统”,就是穿汉服、学古汉语。

  “我已经很难接受这种一元化的固化观念了”,定宜庄说。她从事了近20年的口述史研究,也因学界的固化观念遭遇过不解。

  1996年,定宜庄去台湾交流。当时“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在所长郭廷以的倡导下,有大批历史学者投身口述史,话题辐射大陆来台的国民党高官、老兵、妇女、“二·二八事件”和各行各业。回京时,定宜庄不顾超重,用背包把多本口述史著作背了回来。

  定宜庄在台湾接触到的口述史,追溯源头,是20世纪40年代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口述历史学。作为当代历史文献研究的新手段,它由历史学家阿兰·内文斯开创,最初以二战、美国内战为聚焦点,在美国蓬勃发展。50年代末,胡适回台湾任“中研院”院长时,把这套口述史方法完整引入,也铺垫下近40年后定宜庄与口述史的结缘。

  真伪之辨

  抽丝拨茧是史学的功夫和魅力

  “做这一行,还是很寂寞的”,作为一个在口述史研究中强调史学主体地位与优势的历史学者,定宜庄说。

  因二战而起的口述史在西方发展为一种公共运动。如唐纳德·里奇在《大家来做口述史》中所倡导,人人都有权利、也应该做口述史。当胡适把口述史带到台湾后,直到1982年,第一本口述史《凌鸿勋先生访问纪要》才出版,真正井喷式的发展则要等到1987年“解严”之后了。

  尽管如此,定宜庄仍羡慕口述史在台湾学界的发展,像许雪姬、王明珂等史家都曾涉足这一领域。在大陆,一方面,作为群众运动的口述史很难成为澎湃的主流;另一方面,口述史在史学界仍受冷遇,媒体、文学领域中,如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以及崔永元建立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其传播度远高于史学范畴中的口述史研究。

  定宜庄对此癫痫的临床表现直言隐忧:国内长期一元化的声音,容易让人对事物存在旧有的固化理解,而且好的口述访问者需要有一定的学理“门槛”。从一开始做口述史,定宜庄就基于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关于空间、族群的理论以及对“发展”的反思去选取样本。她寻找的北京城往事的讲述者,既有东城的爱新觉罗后人,也有城墙根下的穷人,涵盖了满族,回族、蒙古族,也能为研究移民和土著的区别、族群认同提供依据。

  按照“大家来做口述史”的路数,口述资料采集后就可以被存档。但在定宜庄这里,这只是一个开始,口述史的后续尤其是真伪辨别至关重要。若有意或无意的记忆失误、谎言未经校勘与田野调查便开始流传甚至被利用,这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定宜庄在文献上下足了钩沉索隐的工夫,并通过附上以资考证的资料、补充大量注释,尽可能让口述背后的故事得以呈现。

  一个具有职业性好奇心的史家,面对访谈对象沉默不言或闪烁其词,很难就此止步。比如定宜庄经过16年间的多次追问,终于挖掘出一位台湾老先生几番欲言又止的参加“抗日杀奸团”的经历。由于因台湾的认同问题复杂、抗日杀奸团后又与国民党一度存在若即若离难以讲清的关系,老先生诸多顾虑,每每绕过。但于冰山一角中窥见真相,恰是史学的功夫,也是定宜庄眼中史学的魅力所在。

  做北京人、北京城的口述史近20年,她遇见过交流程式化的表演家,满嘴跑火车的江湖人,也访谈过对学者态度轻蔑的受访人。人生百态都会增进对人性的了解,“最后,你会知道怎么做人”,定宜庄说。

  回望京城

  我对文化的沉沦特别痛心,又很无奈

  “北京是我出生的城市,如果不出意外,我也会终老在这里”,定宜庄说。从1999年第一本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专著《最后的记忆——16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到如今的“北京口述历史”丛书,定宜庄近20年来的口述史研究始终落脚于北京城。

  “北京口述历史”丛书中收录了80余位老北京人的故事,不少人第一次接受定宜庄的访谈已是十几年前,为这套书做再访时,大多数老人已不在世。近几年,她最怕接到这样的电话,“我是某某的儿子(或女儿)”,略作停顿之后,往往是“我妈妈走了”。

  因为访谈对象多是老人,有人会用“抢救”老一代人的记忆来理解定宜庄的口述史研究。定宜庄却用另一个让人意外的词袒露内心的关切:“沉没”,在大多数人眼中狂奔向前的北京,“正在急速沉没”。

  先是人心,从北洋军阀到日本人入侵再到内战,北京城里淳朴的人心、人与人之间温暖和谐的关系在纷乱世事中变化。1949年后,满城的人又眼睁睁看着城墙被拆。如今古老建筑消失殆尽,“北京人”的消失则开始以最根本、最彻底也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形式逐渐凸显。“我在我住的小区出门散步,已经听不见北京话了”,定宜庄说。

  城市另一端,南锣鼓巷人头攒动。这样的胡同里很难找到曾经中式的“悠然与优雅”。在幽深的胡同里,可能住着一辈子几乎没走出胡同多远的姑奶奶们。她们有生活的规矩、礼数和滋味,有她们特有的幽默感。即便是住在南城的江湖艺人,他们忽悠起来没完没了,但不会害人。

  因为人,北京城的内涵极其丰富,由其消失所带来的损伤历久弥深。就像在草原上挖一个坑,对草场的破坏,一年可能看不出来,但十年呢?北京城发展这几十年来,在社会伦理、道德底线上,是否有不可挽回的损失?

  她很难接受当下人们身上的戾气,更看不惯这些天打在乐天超市门外横幅上的粗俗标语。不是没见过更残忍的画面,“文革”时定宜庄曾亲眼见过自己的老师被活活打死,但当她因学术走到更广阔的世界中去,因口述访谈看到曾经人与人之间平和的关系,她自然会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的?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城市在沉沦之前,人有一种怀念。我对文化的沉沦特别痛心,又很无奈”,定宜庄说,自己像是蚍蜉撼树,“但呈现一点儿只光片影,总比没有好”。

  采写/新京报记者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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